第三，Facebook第一次进入中国的准备，并不是传说中的2010年末扎克伯格访华，而是在2008年。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中文名：“飞书”

此前有人提及，Facebook第一次思考如何进入市场，是在2010年，标志性事件是扎克伯格2010年圣诞前后访华，拜会了中国移动、阿里巴巴、百度和新浪等公司，探讨“进入中国”和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的可能性。但事实上，根据我的了解，Facebook比这更早就有了进入中国的方案，可以直接回溯到2008年。

Facebook在2008年底，已经形成了一套进入中国的基本方案，甚至已经起好了中文名：飞书(不是现在大家经常叫的“脸书”)。大致的方案与当时Google在中国的做法没什么不同。用户可以连接整个Facebook社交网络，但在中国大陆(或简体中文页面)的访问，其内容呈现需要接受本地法律法规要求下的审查与过滤。这也是Facebook官方能接受的方案。当时的整体环境比较“乐观”——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前后的氛围似乎更“包容”，而2008年也是Google在中国表现最好的一年——曾被工信部表扬、搜索市场份额明显提升，在有关部门打击“非法广告”的问题上，Google也配合得更好，让当时的百度很被动难堪。在2008年底之前，似乎是Facebook进入中国最好的，而且“差不多准备好了”的时机。

第四，从2009年到现在，有关“Facebook进入中国”的方案曾经考虑过哪些？

但2009年中，形势发生了180度转弯。先是Google中国的所谓“涉黄”，继而新疆发生了恐怖暴力事件——这一事件直接导致Facebook和Twitter等全球社交网络媒体在中国大陆无法访问。此后互联网环境与监管日益紧张严厉。于是，Facebook不仅没能在法律意义上顺利“进入中国”，反而其全球网站都在中国无法访问了。于是一切计划都得推倒重来。

2010年初，发生了所谓“Google退出中国”事件，进而以Google将在中国大陆的服务器迁移至香港，从而规避中国互联网监管部门监管暂告段落。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监管机构对海外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的考量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Facebook在2008年提出的类似Google的方案根本不可行。

于是，在2010-2011年间，Facebook考虑过一种方案，就是类似“Facebook Connect”的方案——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提供前台的服务，但背后的账号系统甚至登录系统用Facebook——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用户可以用自己的Facebook账号登录中国互联网公司提供的本地产品及服务——就像现在你可以用Facebook账号登录美国本土的大部分互联网服务一样。这看上去是一个很“聪明”的解决方案。Facebook规避了直接的监管和限制压力，服务和前台都是中国公司的，但后台、账号和连接技术都由Facebook提供。这样，Facebook可以间接获得大量的“中国用户”，而这些用户在本土网站上的使用习惯、偏好和消费习惯等数据也能被Facebook记录下来，为广告等业务提供数据依据。 而Facebook也可以获得更多与本土公司在广告和其它层面上合作的机会。

但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具体原因，这个方案被搁置了。2011-2012年间，Facebook围绕入华问题又提出过几个方案，其中有代表性的方案有两个：一个是与百度合作推出一款产品，由百度新成立的“社交网络事业部”代为运营，Facebook提供背后的账号体系。另一个方案是在Facebook的框架内构建一个可供监管的中国大陆的用户体系——注册地在中国大陆的Facebook用户在Facebook上可以浏览和查看的信息是被按着中国内地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过滤过的，其发布的信息也是受到监管的，而且不能任意地与注册地在中国大陆地区之外的用户相“连接”，成为好友。这一方案显然有悖Facebook“连接世界”的愿景，操作性并不高。

2012年，Facebook上市，之前5年曾长期负责中国有关事务的Chris Pan离职，加上中国处于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后敏感的最高层权力交接时刻——这一系列原因都导致在那一年Facebook“进入”中国的进展相当缓慢。到了2013年，Facebook对中国有了新的计划：先做广告销售、移动合作伙伴关系和开发者关系，在中国大陆进行人才招聘，与顶级高校展开人才方面的合作，再慢慢探索其它可能性。目前，无论是Facebook与各个省市政府洽谈城市广告的合作、吸引各种游戏开发者和数据分析合作伙伴，还是这次扎克伯格受聘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并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都是这一系列动作的一部分。当然，你也可以说：Facebook“进入中国”目前做的事，与Google“退出中国”之后在中国做的事，也没什么区别。

第五，Facebook与扎克伯格与中国连接，哪些人是主要的“牵线者”？

一直以来，Facebook在不同阶段的两家投资机构对Facebook进入中国发挥了重要的引路、牵线、介绍资源和顾问作用。其一是早期投资Facebook的硅谷投资机构Accel Partners和他的合伙人Jim Breyer。Jim Breyer是硅谷典型的中国互联网推崇者，是中国最早期的风险投资代表人物熊晓鸽(Hugo Xiong)的好朋友，而也正是在两个人的推动下，Accel Partners与IDG中国的风险投资基金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拓展一些全球和中国本地的投资资源。此前，无论是扎克伯格2010年底的访华行程安排，还是后来Facebook与一些国内公司的接触，再到日后负责中国事务的Facebook全球副总裁Vaughan Smith的数度访华和Facebook中国事务团队与中国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潜在广告主和合作伙伴合作，IDG甚至熊晓鸽本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次，扎克伯格访华期间，Jim Breyer也“碰巧”在中国，原因你们自己想。

另一家负责帮Facebook与中国牵线的风险投资机构是DST——这家俄罗斯背景的风险投资基金在硅谷寒冬期——2009年完成了对Facebook的第一次投资。而他们也是帮Facebook制定对华策略重要的顾问和建议者。DST和他的创始人Yuri Miller本人都更熟悉中国，与中国的互联网和VC大佬们都过从甚密，他们在中国也几乎完成了对大多数上升期的顶级初创科技公司的投资，这使得DST和Yuri Miller本人成为扎克伯格有关中国事务值得信任的人。此前，有关Facebook 通过“Facebook Connect” 为中国互联网公司提供后台连接能力的建议，就来自DST。这次在清华大学演讲，扎克伯格提到他刚刚与小米公司的创始人雷军吃过饭，而牵线让雷军与扎克伯格在2011年认识并逐渐相熟的人，正是Facebook与小米的共同投资者Yuri Miller。